巴尔的摩事件引发心理学反思

时间:2017-05-08 编辑:志满 手机版

  巴尔的摩事件引发心理学反思,引发怎样的反思呢?一起来看看吧。

 

巴尔的摩事件引发心理学反思

  你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巴尔的摩?种族主义,缺乏经济机会,社区参与,还是什么其他的?

  随着巴尔的摩动乱衍生出的好几个首要问题,都已卷入舆论漩涡。很可能需要一个根本的制度改变,但是朝什么方向呢?所有这些警察与社区间的全市性问题是什么的结果?是社会的,种族的,政治的,法律强制,或者是经济问题?又或者可能是上面所有方面原因的混合?依据这个问题的答案,左派和右派持有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做的是检验数据,并且研究如何不由政治驱动产生解决方案。

  社会和教育解决方案

  “公共教育的质量不应该依靠经济或者是小区的种族事件,如事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选择生存——或者发现他们必须生存……”——1969年由联邦特区法官詹姆斯·B·麦克米伦通过的斯旺决议。

  解决社会和教育问题将会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由于我们砍掉了行为健康、社会和教育课程的预算,因此连累到了这些课程为所有人提供公平服务的能力。例如,犯罪和暴力防御课程实际上是包括儿童和家长的儿童保育和家访课程,并被相关研究支持。为什么我们不广泛地设立这些课程?相比这些孩子一旦长大后被监禁,这仅仅需要花费十分之一的价钱。为什么我们宁愿花费十倍的价钱得来一个更坏的结果?难道工作技能培训、创业培训还有小额贷款就能是弗雷迪.格林悲惨死去前的解决办法?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

  相比世界上很多其他的民主国家,美国教育系统更缺乏效力。老师和管理员们确实负责了劣迹学生的考试成绩。学校需要做出改变。现行制度下,学校不教年轻人如何为自己考虑,并成为合格公民,而且教授的东西脱离了劳动力市场。我们的教育制度需要做出根本变革,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这并不总是关乎钱的问题,而是要改变教与学的方式。

  我们需要社区职工组织年轻人,给他们提供具有激励意义的活动。年轻人需要积极的活动和成年人的指导。巴尔的摩的几位部长已经向我们表示他们能利用好社区的核心和能量。一份旨在第一时间就能察觉问题以防学生被处分或开除的行为健康指导是学校基于行为健康的另一个解决方式。学校需要明白:成为良好公民和学习核心课程一样重要。

  种族解决方案

  “我们终归是要解决的。”——马丁·路德·金博士

  在机会、资源、教育分配以及法律强制方面一直存在种族偏见吗?是的,确实一直存在。一些警察局曾试图在治安方面消除种族偏见,但是对于一些辖区来说,它始终存在并且还在发展。所以,必须设置培训,治安文化也需要监督并适时改变。

  那么种族之间在好的教育、贫困、机会、治安、越来越差的学校和社区以及针对年轻人的活动这些水平上会有差异吗?造成这些的到底是种族还是贫困?事实可能两个都是。

  政策上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艾克顿公爵

  这些问题中有一个潜在难题,政府在是否花钱提供让人们生活更好的服务上面存在分歧。一派认为我们已经承担不起债务了,必须减少预算。另一派认为,我们需要社会保障事业使人们生活提高到贫困线以上,不再失望,并且给他们实现美国梦的机会。

  我们通过观察成本效率和效果就能够超越这场争论。平价医疗法案已经减少了医疗保健总成本的20%,因为它的防御效果和成本效率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投保。让我们把成本和结果效率的优先顺序排一下,不要在过多监禁上浪费开支,而是把钱投在一些帮助人们获得行为健康、工作技能、养育技能、和谐社区和学校以及儿童保育的项目上,而这只需要支付很小一部分成本。

  执法实践和刑事司法系统

  “他们这群暴徒。”——《多重传声头像》

  一些城市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治理轻微违规行为,以便达到“清理街道”的目的。这种做法应该经受严格的审查,并且很有可能是会被淘汰的。结果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比其他民主国家监禁了更高比例的人,有更多的暴力事件。

  想要减少监禁人员比例,只有通过行为健康治疗,出色的学校,治疗而不是被学校开除,工作培训和机会,小额贷款和创业培训,以及,警方和社区的合作参与。一个在社区治安方面颇具创新性的项目,在使家庭中一个违法者走向正轨,让社会服务取代监禁方面会非常有效。

  轻微犯罪很可能意味着有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依靠社会事业解决社会问题会比采用逮捕、监禁以及其他对人和社会好意造成潜在伤害的方式更有效也更具成本效率。举个很好的例子,针对毒品的冲突。吸食毒品是一种成瘾治疗问题。治疗吸毒者,给人们创造能够使他们谋生的其它途径,而不是把他们都关起来,我们看看会不会在美国毒品交易方面有更好的影响。

  经济上

  “减少收入不平衡能够延长经济发展的周期”——诺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贫富之间的鸿沟越大,攀登社会经济阶梯就越难,动荡就越有可能以某种形式爆发。但是,像一些投资美国基础设施的工程可以使很多人回去工作并能重建我们的城市、道路、桥梁。不是我们花钱的数目越大越好,而是要花得有效果,达到多重目的,而且钱还能够通过税收返回来。

  像我们在巴尔的摩看到的那样,一个社区能够并且愿意在一场危机中与警察局和政府协力工作。社区领导应该在下次危机发生前与政府官员和警方共同协作。每个人需要互相倾听关于社区需求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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